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从事改制。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发生了苏轼乌台诗案。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变化原因
首先，生活环境的改变是苏轼作品发生变化的客观原因。乌台诗案之后，苏东坡谪居黄州，远离官场。在黄州，他在给好友章淳的信中写道：「现寓僧捨，布衣蔬饮，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廪禄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扰。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乎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閒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我们可以看到在表层意义上苏轼是谪居黄州、惠州、儋州等地，但他的谪居与其他人又不一样。他「寓僧捨」、「随僧餐」、「惟佛经以遣日」。这说明，他在起居生活上已渐趋佛道。
其次，崇尚佛老思想。乌台诗案使苏轼对儒家的仕宦思想产生深深的怀疑，在仕途失意之时，自然倾向于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安国寺记》裡写道：「余二月至黄捨。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现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面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歎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谢。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污自落;表裡核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归诚佛僧，求一洗之」、「物我相忘，身心皆空」。这说明，他的内心已经开始疏远儒家思想，而日渐趋向佛老思想。
第三，儒道佛三教合一。表面上苏轼弃儒从道，但是实际上，儒学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扎根其内心之中了，而苏轼又将佛道的出世与儒家传统思想中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和于宋代「修己治人」统一起来，故其作品谈禅说理、怀古感今，无所不包。在黄州时，苏轼逍遥游世：「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唸唸自成劫，尘尘各有际。下观生物息，相吹等蚊蚋」;在惠州时，他超然淡泊：「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在儋州，宠辱不惊、履险如夷、临危若素：「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苏轼
苏轼一生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宦海沉浮，两遭流放。乌台诗案对于苏轼的仕途人生而言是一个低潮，但却是其文学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这种仕途的不得意和现实的坎坷，使他走出市井朝廷，将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多的寄托于佛法禅意、青山秀水之中，故而也就在更大意义上成就了东坡式「自在洒脱、空灵超然」。
宋朝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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