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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谷古称“冀”，是秦人的重要发祥地，为全国县治肇始之地，于公元前688年置县，迄今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有“华夏第一县”之称，是孔子七十二贤人石作蜀、蜀汉大将军姜维、清翰林院侍读学士巩建丰等名人先贤的生息之地。县内文物古迹众多，以大像山石窟、毛家坪遗址、姜维墓、巩建丰纪念馆最负盛名。
甘 谷 县 概 况
一、人文历史。甘谷古称“冀”，是秦人的重要发祥地，为全国县治肇始之地，于公元前688年置县，迄今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有“华夏第一县”之称，是孔子七十二贤人石作蜀、蜀汉大将军姜维、清翰林院侍读学士巩建丰等名人先贤的生息之地。县内文物古迹众多，以大像山石窟、毛家坪遗址、姜维墓、巩建丰纪念馆最负盛名。
二、地理地貌。甘谷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天水市西北部，渭河上游。地处东经104°58′至105°31′，北纬34°31′至35°03′之间，东邻天水市秦安县、麦积区，南接天水市秦州区、陇南市礼县，西与天水市武山县接壤，北与定西市通渭县相连。县域南北长60公里，东西宽49公里，总面积1572.6平方公里。县境内地表形态主要为山地、丘陵、河谷，渭河自西向东横贯全境，中部为断陷河谷，地势平坦；南部为秦岭山脉西延石质山区，海拔较高；北部为六盘山余脉黄土梁峁沟壑区，山势较低。全县平均海拔1972米，最低1228米（六峰镇觉皇寺村东），最高2716米（古坡镇大条梁石鼓山），相对高差1488米。
三、行政区划。全县辖 13 镇 2 乡9个社区405 个行政村1553个自然村。居住着汉、回、藏、维吾尔等多个民族，汉族占总人口的99.87%。
四、气象条件。甘谷县属温带气候，气候类型为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偏少，夏无酷暑，冬无严寒。2016年平均气温12.6°，其中极端高温36.9°，极端低温—14.9°。全年降水量365.6毫米，但分布极不均匀，一至三月雨量偏少，七至九月降水较多。全年日照2055.2小时，无霜期215天左右。
五、水文信息。境内河流主要有渭河、散渡河、古坡河、西小河四条，属黄河支流渭河水系，河流总长131.1公里，年平均径流41060万立方米 (其中自产8410万立方米)，平均流量47.91秒立米（其中自产26.3秒立米）。全县地下水储量为4790.89万立方米，最大可开采量3355.31万立方米。
六、土地资源。全县耕地面积125.88万亩，人均占有量1.97亩，基本农田面积101.65万亩，已建成梯田65.58万亩，适宜区梯田化率90%。主要粮食作物有冬小麦、玉米、洋芋、高梁、糜子、谷子、大豆、蚕豆等，经济作物有油菜、胡麻、中药材、西瓜、蔬菜（大白菜、韭菜、水萝卜、蒜苔）、水果（苹果、梨、杏、桃、葡萄）、花椒、辣椒等。矿产资源有石灰石、花岗岩、磷矿、赤铁矿等二十多种。
七、生态环境。甘谷光、热、水、土条件较好，树种资源较为丰富，全县天然林和常用造林树种有32科44属107种81个品种，其中包括经济果种7科101属37种。天然林主要分布在南部古坡镇、武家河镇、磐安镇，境内其它各地均有零星落叶阔叶林、常绿阔叶林分布。全县森林面积46.29万亩，森林蓄积量66.38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19.5%。近五年全县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均保持在300天以上，渭河甘谷段水质达到国家Ⅲ类水标准。
八、交通条件。距天水机场、天水高铁南站70公里，陇海铁路、连霍高速公路、国道310线横贯全境，通甘、泾甘、麦甘等县际公路通达通畅，405个行政村全部通油路或水泥路，初步形成了县乡村公路交错纵横、内联外畅的交通路网结构，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 2000公里，全县客运周转量39426.22万人公里，货运周转量101854.63万吨公里。
九、教育卫生。甘谷崇文重教，英才辈出，自清以来，考取进士14人(其中翰林4人)、举人125人(其中文举61人)。改革开放后，甘谷是甘肃省教育大县，目前已形成了涵盖高中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幼儿教育、民办教育、特殊教育的教育体系，全县有各级各类学校459所，在校学生11.52万人，教职员工7660人，高考成绩连续18年名列天水市第一。全县现有乡镇卫生院以上医疗卫生机构27个，卫生技术人员1053人，病床1866张。2017年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人数20593人，参保率97.93%；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数22648人，参保率97.39%；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53.03万人，参保率95.36%。新增城镇就业5956人，失业率控制在4%以内；有各类社会救助对象99393人，累计发放救助救济资金2.3亿元。
十、商贸物流。甘谷是丝绸古道上的商贾重镇，宋有“茶马大市”之名，明享“商旅之家”美誉。改革开放以来，广大群众继承发扬传统优势，出县跨省，走南闯北，外引内联，购销兼营，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的商贸流通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全县有各类市场53个，农家店、便民店、农资连锁店350个，从业人员10.6万余人，运销大户522户，中介服务组织368家。在城西区规划建设了占地2488亩的甘肃东部甘谷物流园，2013年被确定为甘肃省100个重点推进项目。引进落地了甘谷浙江商贸城、农产品冷链物流中心、陇东南汽配城、甘谷客运中心等一批大型商贸流通服务项目，目前入园项目达到8个，完成投资32亿元，累计实现销售收入6亿元，带动就业8000多人。发展电商企业280多家，有电商从业人员1万多人，2017年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1.4亿元，2017年被列为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全县有各类市场主体17530户，非公经济占GDP的比重超过50%。
十一、城乡建设。按照“东西拓展、向北延伸、中心建成区集中改造配套完善”的思路，积极推进城区开发建设，实施了大像山公园、仿古文化街、冀城大酒店、南滨河路风情线、甘谷大剧院等一批标志性工程，建成城市主次干道13条，形成了“五纵九横”路网骨架，县城建成区面积超过15平方公里，城区常住人口达到15万人。分类推进现代农业型的磐安镇、工业支撑型的六峰镇、商贸带动型的安远镇、历史文化型的礼辛镇、生态旅游型的古坡镇等一批新型城镇化试点，全县城镇化率达到43.5%。
十二、名胜古迹。甘谷境内古迹众多，发现有灰地儿、渭水峪、毛家坪等新石器、先秦时期的古遗址11处，古墓葬18处。文化旅游资源较为丰富，有大像山、姜维墓、天门山、尖山寺、蔡家寺、古坡草原等30多处景区景点，大像山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姜维墓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特色旅游商品主要有辣椒、麻鞋、花椒、脊兽、木雕、剪纸等。规划建设了大像山文化园，配套实施游客服务中心、310国道城区过境段改造、大小沙沟明洞渡槽等一批基础建设工程，打造了集游购娱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产业园。2017年，全县接待游客241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00027万元。
十三、文化艺术。甘谷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现馆藏文物2000余件（套）。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6件（套），人面鲵鱼瓶、唐三彩凤首壶图案分别搬上邮票、烟标。有书法、美术、作家、戏剧、音乐、舞蹈、摄影、民间文艺等各类文化艺术团体8家，会员712人)，其中国家级会员11人（诗词2人、书法7人、作家1人、舞蹈家1人）；有冀兴秦剧团、恒艺演出公司等各类艺术表演团体6个，演职人员232人，创编剧有《睢阳魂》、《姜维》、《椒乡里的麻辣事》；剧院1所，电影放映公司2家；公共图书馆1个，博物馆1个，文化馆1个，藏书57839册；文化行业从业人员2600余人。特色民间艺术有皮影、唢呐、道情、脊兽、剪纸、荷包、木雕等，其中脊兽、道情、木雕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十四、历史名人。
石作蜀（前519-前479），字子明，号卓子，孔门七十二贤人之一。
杨 阜（172年—244年），字义山，三国时曹魏名臣。
姜 维（202年—264年），字伯约，蜀汉著名将领、军事统帅。
尹夫人（363年—437年） 十六国时期杰出的女政治家。
尹守贞（663年—702年） 唐武周垂拱四年（688年）进士。儒学大家。
巩建丰（1673年—1748年），字文在、子文，号渭川、介亭，晚年自称朱圉山人，为雍正帝师，人称“关西师表”。
李则广，生卒年不详，字旷西，道光八年（1828年）中举，道光十二年（1832年）进士。陕甘亚元。
彭作籍，生卒年不详，清道光十二年（1833年）中进士，曾任四川安岳（应为安县）知县。
田树桢，生卒年不详，字蔚峪，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中举，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中进士，殿试二甲。选翰林院庶吉士，任翰林院编修。
王 权（1822—1905），字心如，号笠云。道光二十四年（1844）乡试中举。曾任山西延长、兴平及富平知县。“人品学问当代罕有，吏治尤为陕甘第一。”
王海涵（1858年—1922年），字镜潭。清光绪十四年戌子（1888年）中举，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年）中进士，翰林院庶吉士。
魏鸿仪（1871年—1929年），字可庄，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年）中举。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
宋梓（1876年—1945年），字子材，号佛乡山人。县公立中学（今甘谷一中）创始人，学校建“子材图书馆”以示纪念。
十五、地方民俗。
道 情 甘谷道情是一种说唱音乐形式，艺人手持渔鼓、简板、盘腿而坐，以唱为主，以说为辅，在保留自身特点的同时又借鉴了秦腔和地方小曲的唱腔，使其地方特色明显的同时，弥补了道情本身某些唱腔的不足，成为具有原始唱腔和地方特色的独有艺术。
武 术 甘谷武术自三国起开始兴盛，有“武术之乡”之美誉。1996年12月，甘谷县被国家体委命名为“全国武术之乡”。 甘谷武术借鉴了南北流派风格，博采诸家之长，地方特色突出，除武术奇葩鞭杆外，还有拳术类、棍术类、刀术类、剑术类、枪术类、软器械类和稀有器械等几个大类近千种套数，形成了具有甘谷地方特色的武术文化。
脊 兽 甘谷脊兽为传统民间工艺，始于清末，传承至今，已有130余年历史，尤以新兴镇永安村最为驰名，主要有龙、凤、狮、马、狻猊、鱼、瞅儿、虎、鹤、鹰、鸽等，莲、梅等植物花卉，千姿百态，惟妙惟肖。现有从业人员1000余人。2004年“甘谷脊兽”被列入“民族民俗文化保护工程项目”之一。
宫 灯 甘谷宫灯，历史悠久，古老神奇，主要流传于安远一带，灯的形状为正方形，一灯四面，灯架能开能合，装饰自如，全都采用经过漂白处理的高级丝纱为灯面，内容以古典章回小说为蓝本，绘画全部范自古今小说绣像图本，一回为一画面，维妙维肖，充分体现了人民大众的聪明才智。
历史沿革
甘谷古属雍州, 为冀戎繁衍活动之地，周庄王九年(前688), 秦武公伐冀戎, 置冀县，为中国县制之肇始，称“华夏第一县”。冀据渭水河谷，控制秦陇咽喉，为秦“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提供了有利条件。周赧王四十三年（前272）秦昭王灭义渠戎后，置北地、陇西两郡，冀属陇西郡。秦始皇（嬴政）二十六年（前221）统一六国，实行郡县制，分全国为36郡，其中陇西郡辖冀县。
汉沿秦制。元鼎三年（前114年）增设天水郡，冀县由陇西郡改属天水郡（郡治平襄）。永始三年（前14）王莽篡汉，建新朝，废西汉旧制，改天水郡为填戎，仍治平相（改平襄为平相），改冀县为冀治。东汉更始元年（23），隗嚣起兵应汉，拥兵十万，自立为上将军，光武帝建武八年（32）自称西伯，都于冀，占有安定、北地、陇西、天水四郡，并为宁朔王。九年（33）嚣死，子纯立，总兵据冀。十年（34），恢复西汉旧制，废冀治，复为冀县，仍属天水郡。永平十七年（74），改天水郡为汉阳郡。永初五年（111），汉阳杜琦、杜季贡和王信与羌人联合起义，据冀。灵帝建宁元年（168），凉州刺史部治从陇迁冀，当时的凉州，东至长安附近的三辅，西到西域地区，几乎包括了现在的整个大西北。汉末争夺凉州的战争，多围绕冀城进行。中平四年（187），马腾、韩遂起兵，攻克汉阳郡，联合占据冀城，割据凉州。汉献帝建安十七年（212），马腾为曹操所杀，十八年（213），马超反曹攻冀，杀凉州刺史韦康，据冀，自称征西将军，督凉州军事。
三国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分所辖境内为十二州，凉州由冀移治于姑臧（今凉州），甘肃东南部改属雍州，改汉阳郡为天水郡，仍治冀县。蜀建兴六年（228），诸葛亮首次出兵祁山，冀县属蜀。因街亭失守，亮移民入汉中，冀城一空，冀县复属魏。
西晋泰始五年（269），分雍州陇西五郡（陇西、南安、天水、武都、略阳）及凉州金城、梁州阴平共七郡，始置秦州，治冀，冀复为州（秦州）郡（天水）县（冀）治所在地。太康三年（282），废秦州入雍州，七年（286）复立，将秦州、天水郡由冀移治上邽，冀县仍属秦州天水郡。怀帝永嘉元年（307），废冀县。其地建治共995年，城址今已湮没。
东晋十六国兴，冀城仍为军事必争要地。东晋永昌元年（322），前凉取陇西南安郡及冀城，前凉主张茂派韩璞为秦州刺史，镇冀城。太宁元年（323）八月，赵主刘曜率兵围陇城（今甘肃张家川），派将刘咸攻韩璞于冀城。晋咸和二年（327），前凉又派张阆等攻秦州失败，冀亦归前赵。咸和三年（328）冀复入前凉，仍置秦州。太元十一年（386）秋八月，后秦姚硕德在陇上称征西将军，因响应姚苌起兵，聚众于冀，与前秦秦州刺史王统相持。九月王统以秦州降于后秦，后秦以姚硕德为使持节、秦州刺史，镇上邽，都督陇右诸军事，属冀城。太元十四年（389），后秦王姚苌使姚邢奴守冀城。同年，仇池杨定攻克陇、冀，拘姚邢奴，自称秦州牧，领冀城。太元二十一年（396），前秦（394年已亡）苻崇为西秦乞伏乾归所逐，自湟中来冀，求援于杨定，杨定留司马邵疆守冀，自与苻崇联合攻乾归，兵败俱死。西秦乞伏乾归占领苑川（西秦州）、陇西南安（东秦州）及天水冀城。隆安四年（400）八月，西秦降后秦，义熙五年（409）复立。十三年（417），东晋都督刘裕破后秦兵于长安，秦王姚泓投降。因晋将内乱自相残杀，无力西征，是年十月，后秦秦州刺史姚艾向西秦称蕃，冀城复入西秦。
北魏太平真君八年（447），分置天水郡和汉阳郡，以原冀县地置当亭县，属天水郡。北周孝闵元年（557），置秦州总管府，改当亭为冀城县。
隋大业二年（606），废秦州总管府，置天水郡，废黄瓜复冀城县，属天水郡。
唐武德三年（620），改冀城县为伏羌县。是年，以伏羌及渭州永宁置伏州，八年（625），废伏州，县仍属秦州。九年（626），析置盐泉县，治今西二十里铺（古称盐泉铺）。太宗贞观元年（627），设陇右道秦州天水郡中督府，更名夷宾、夷寅，三年（629），又并入伏羌县。肃宗宝应元年（762），吐蕃乘安史之乱，尽取陇右地，伏羌同时被占。宣宗大中三年（849）收复，仍为伏羌县，属秦州天水郡中督都府。四年（850），改秦州隶凤翔军，辖伏羌。
宋初，废伏羌县。太祖建隆三年（962），以废县以南地置大潭县，属秦州。北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以废伏羌以西地永宁寨置永宁县，治今四十里铺。金仍废为永宁寨。建隆三年因吐蕃尚波于进略伏羌，乃以旧城置伏羌寨。天禧三年（1019）置安远寨（今安远镇政府驻地），属秦州，并于熙宁元年（1068）在安远寨以北40里杨家城子地，由秦凤路副都总管杨文广筑筚篥城，阻止西夏入境，称大甘谷口砦（甘谷城）。熙宁三年（1070）改伏羌寨为伏羌城，仍属秦州，领得胜、榆林、大像、芳园、探长、新水、柽林、丙龙、石人、驼项、旧水11堡。熙宁七年（1074）属岷州，治今西和县西南。北宋崇宁三年（1104），废伏羌永宁寨，置永宁县，治今四十里铺。金仍置永宁寨。南宋绍兴后伏羌、甘谷两城均陷于金。高宗绍兴二十六年（金正隆元年，1156），甘谷城升为甘谷县，属秦凤路秦州。金贞祐四年（1216），隶西宁州。元废，入通渭县（1950年秋，其地随安远镇划入今甘谷县）。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以伏羌城复为伏羌县，属陇西行中书省兴远路巩昌总帅府录事司。
明仍为伏羌县，属陕西省承宣布政司巩昌府。
清初仍沿明制。康熙三年（1664），分陕西省为左右布政司，左布政司驻巩昌府。六年（1667），又改陕西右布政司为巩昌布政司。七年（1668），改甘肃布政司，移治兰州。清并设巩秦道辖巩昌府，驻秦州。伏羌县直属巩昌府。
民国二年（1913），废秦州，改巩秦阶道为陇南道。旋改渭川道辖伏羌等十四县，民国十六年（1927），改渭川道为渭川区行政公署，伏羌县属渭川区。民国十八年（1929）1月1日，国民党内政部改伏羌县为甘谷县。民国二十四年（1935），天水设甘肃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甘谷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5月设天水专区，辖甘谷等县。1958年底撤销甘谷与漳县，并入武山县；1962年元月，甘、武、漳分县，恢复原甘谷县治。1985年7月8日，撤销天水地区，改为地级市，实行市领导县体制，辖2区及甘谷等5县。
甘谷考源
“甘谷”二字，见于志乘，已逾千年。甘谷二字究竟指称何意，无典籍可考，分析归纳甘谷二字的含义，从其源流来看大致可作如下解读。
一、甘谷之“谷”指散渡河谷。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七月，秦凤路副都总管杨文广知秦州，筑大甘谷口砦，名筚篥城。时西夏置保泰军于定西，图谋南下秦州。杨文广见形势危急，立即带兵出发急奔筚篥城，并诈言筚篥城有泉喷珠，以此鼓诱士卒，日行百余里，于傍晚时分到达筚篥城。杨文广抢修工事，部署军队，严阵以待。拂晓时分，夏军果然蜂拥而至，见宋军布防严整，便知不可轻意冒犯。仓皇撤退时，夏军留书扬言：“当白国主，以数万精骑逐汝！”杨文广开城延敌，大破夏军，追杀数千人。宋神宗闻捷报大喜，下诏褒奖，赐裘衣带马无数，并特赐其地名“甘谷堡”。
考大甘谷口砦，亦筚篥城，在散渡河河谷，即今大庄乡杨家城子一带，杨家城子意为该城系杨文广军队所筑之城。大甘谷口砦者，一为该城周围有谷地，土地肥沃，甘之如饴；二为散渡河谷，千百年前的散渡河，水量丰沛，两岸河谷植被良好，土地平旷，宜于农耕，真可谓丰衣足食的甘甜之谷。该河谷以宋神宗赵顼御赐“甘谷堡”而一时声名大震，风光无限。
二、甘谷之“谷”指渭河河谷
唐宋元明清至民国，甘谷皆名伏羌，御赐“甘谷堡”未能扩展。民国十八年（1929）1月1日，国民政府内政部改伏羌县为甘谷县。考甘谷之名，其原有二：一、甘谷为“甘谷堡”之流，也就是说甘谷是由原“甘谷堡”承袭而来；二、甘谷指渭水河谷。近千年的气候变化，导致散渡河流域植被遭受严重破坏，干旱频仍，土瘦民瘠，昔日甘甜之谷辉煌不再，而作为甘谷主河和黄河一级支流的渭河，两岸土地平旷，阡陌井然，灌溉农业十分发达，是名副其实的甘甜之谷，其物产丰饶和面积广大，远在昔散渡河之上。内政部改伏羌为甘谷，除有消除民族歧视，加强民族团结的意义外，更有对渭河河谷物华天宝的称颂与肯定。
由此可知，甘者，甜美之意也；谷者，河谷也，宋指散渡河谷，民国至今，属渭河河谷当无大异。
甘谷县城
甘谷古称冀，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秦武公十年即公元前688年。冀县为全国县治肇始之地，故甘谷有“华夏第一县”之称。冀县县址在今甘谷县城西，历秦、汉，至西晋太康三年，废县。后因地震、兵榮、水淹，城址湮没。
北魏太平真君八年(447年)，置当亭，北周改当亭为冀城县。
汉晋时期，甘谷古城曾是汉阳郡治、凉州州治、秦州州治之所在，是当时陇上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隋大业二年（606年），始移县治于今县城之南，仍称冀城县，城址尚在。
唐武德三年(620年)，改冀城县为伏羌县。
宋祥符九年(1016年)，秦州知州曹玮在其地构筑土城。
宋元祐三年(1088年)，伏羌县令牟安仁在北街创修县衙，坐北向南。
明景泰元年(1450年)，县令王珣增筑城池，并将城址北移。今县城十字口即旧城北关。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知县李灌增修县城，城围4.3里，高2.5丈，顶宽0.8丈，护城河深宽各一丈。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知县王调元迁公署于东街北向，大堂五楹，右幕厅，仪门外左为典史宅，右为狱。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知县李世相建谯楼于城门之上。明隆庆六年(1572年)，县令甘芍增设城墙，使之增高加厚，并在城楼上增修敌台七座。
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知县侯琰捐俸重修。后经风雨剥蚀，城墙大多坍塌。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清政府拨银一万八千两，由知县殷兆燕领修，周围高厚仍旧，四城东曰阳和，南曰阜财，西曰挹爽，北曰迎恩。
民国五年(1916年)4月，原甘肃省财政司司长田骏丰罢官归里，以重修北塔款移修县城，于民国六年(1917年)夏历4月告成。城墙为土质结构，全长2.5千米，高8.3米，底宽l2米，设东西南北四座砖砌城门，门拱高4米，门洞深11.8米，宽3.8米，各城门均有双开木制门，门板高3米，厚0.07米。城外护城河深宽各3.3米。城内有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分别通往东西南北四座城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甘谷古城的城楼、敌台先后拆除。因城市建设需要，除西南角城墙保留外，其余各墙均在20世纪九十年代前拆除，护城河亦被填平。
华夏第一县
2002年11月30日，甘谷——华夏第一县软科学研究成果评审鉴定会在甘谷县召开，经省内外十余位专家、学者评审鉴定后形成的《评审意见》，充分肯定了甘谷作为华夏第一县的历史依据，牛勃同志提交的《华夏第一县与甘谷县文化定位研究》被认为“达到国内同类研究先进水平”。“华夏第一县”通过《光明日报》《中国科技报》等媒体传播，从此成为甘谷县的另一称谓和一张闪光的名片。
《史记·秦本纪》载：“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这是有关甘谷设县，也是中华设县的最早记载。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秦武公越过陇山攻打今甘谷一带的冀戎，征服该部族后，为了占地治民，加强行政管理，遂于其地以其族名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县——冀县。县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的行政区划的开始，尽管此时的县还仅仅是个雏形，但它毕竟标志着一种新的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的诞生。作为以军事为特征的秦国，一开始就将其隶属于中央的直接控制之下。后来，秦把这一制度推广到全国，使之延续了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
秦之置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究其作用，大致归纳为三：
一、占地治民；二、行政管理；三、保护祖陵宗庙所在。
上述三条中，一、二两条不难理解，第三条非常关键，说起来枝蔓却多。可延伸的问题有秦为啥要把“华夏第一县”放在甘谷？甘谷究竟有没有秦的祖陵，或者说甘谷县是不是秦人的发祥地？
1947年，著名学者裴文中先生在渭河流域调查时发现了甘谷县磐安镇毛家坪遗址，此后的1956年、1982年、1984年，学者张学政和甘肃省文物考古队及北京大学考古系先后在此进行发掘。从采集和发掘出的连裆鬲、分裆鬲及彩陶器和盒、钵、豆、罐等大量遗物可以看出，毛家坪遗址主要有三种文化遗存，一是以彩陶为特征的石岭下类型遗存；二是以绳纹灰陶为代表的秦文化遗存——A组遗存；三是以夹砂红褐陶为突出特征的与秦文化并存而又不属同一系统的文化遗存——B组遗存。研究发现，毛家坪B组遗存是在Ａ组遗存后段即与东周秦文化共存的情况下发现的，但他并不属于秦文化。就文化特征而言，毛家坪B组遗存与此前陕甘青地区已发现的诸文化均不同，应当是一种新的遗存。毛家坪遗址既然是不同于秦文化的另一种新遗存，那么，为什么在同一时期内和秦文化共存于一地呢？这可能与两种遗存的族属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直接点说，就是毛家坪遗存中带有许多东方文化色彩的东西。这让许多研究者觉得一头雾水。
要搞清它，首先得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嬴秦究竟缘自何方？这同样是个扑朔迷离、众说纷纭的未解之谜。近代以来，影响较大的有“嬴秦本即西方狄戎说”和“赢秦来自东夷说”两种对立的观点，代表学者分别有王国维、蒙文通、俞伟超等，卫聚贤、徐旭生、段连勤等。这个问题直到2011年底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系年》的发表才得以水落石出。出土文献表明，周武王死后，三监之乱起，周成王伐商邑平叛，商朝重臣飞廉（秦先祖）东逃商奄（今山东曲阜一带）。成王东征，杀飞廉，并将一部分“商奄之民”强迫西迁，其做法类似于后来的谪戍。这些西迁的“商奄之民”被发配到朱圉山（今甘肃省甘谷县）一带抵御戎人，他们正是秦的先人。这些被迫西迁的东方人，在离开东方时，自然会将一些东方文化自觉不自觉地带到西方，作为其文化和传统的一部分顽强地坚守和延续下来，这也就很好地解决了毛家坪遗址B组遗存中多少年的未解之谜，成为秦人东来说最重要的见证。“嬴秦族虽然在很早以前便西迁陇右，远离中原，但他们本属东方部族，其文化素质中含有华夏‘基因’，所以，从夏到周，他们一直保持着与中原王朝的联系，甚至参与中原王朝高层的政治权力格局，始终是中原王朝的拥护者和华夏文明的向心力量。”（祝中熹《早期秦史》）
既然甘谷朱圉山是秦人最早的发祥地，自然，就会有祖宗的宗庙和陵墓。上世纪末在甘肃省礼县大堡子山发现的秦西垂陵区，有人认为是秦人最早的陵墓，但出土器物之精美，让人不得不思考它的从不成熟到成熟，从成熟到如此精美的过程应该在什么地方。大堡子所葬秦人先祖为谁，因遗址盗掘破坏，至今未能坐实，据传世文献资料推测，有可能是庄公、襄公等先祖的陵寝。问题是从时间上考察，此二公要比当初入主西垂的其先祖晚约近十代，靠后数百年。这就是说，在西垂陵区之前，秦人还有更早的，真正称得上秦人发祥地的陵区，现在看来，这个陵区极可能就在今天甘谷县内朱圉山至今不为人所知的某一个地方。李学勤教授认为：“毛家坪遗址的发掘表明，在朱圉一代确实有早到西周前期的遗存，看来在那里寻找秦先人的居地，真是大有希望。”据此，我们可以说，秦人设县于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保护宗庙和祖陵所在地，这点，在中国古代是十分重要的，也是绝不敢轻视的。
甘谷素称“羲皇故里”，作为秦人的发祥地，亦可称秦乡，对甘谷，准确的界定应该是——羲里秦乡。
2012年8月19日，甘谷县举行了隆重的庆祝甘谷县建县2700周年庆祝活动，华夏第一县成为一面招展的旗帜。为了纪念这个历史的时刻，中共甘谷县委、甘谷县人民政府在刚刚竣工的县统办大楼前铸华夏第一县宝鼎，举行隆重的华夏第一县宝鼎揭幕仪式。鼎身正中铸一阳刻大篆“冀”字，左右铸阳刻金文《华夏第一县宝鼎铭》。基座前镌刻由著名国学大师霍松林先生题写的“华夏第一县宝鼎”，甘谷县建县2700周年纪念，后为《华夏第一县宝鼎铭》，其文曰：
甘谷乃陇上之重镇，丝路之要冲。公元前六百八十八年，秦武公“伐邽、冀戎，初县之”。冀即今之甘谷。冀县之置，乃中华县制之始，迄于今，两千七百年矣。天嘉殊荣，壮我河山；史衍馀香，恩泽冀里。县庆之际，县委、县政府集民智、顺民意，宝千古之殊荣，瞻鹏程之无疆，铸鼎以庆，以记其盛，以志永久，以祈永昌。
秦人发祥地
朱圉山是秦人最早的发祥地
朱圉,为我国亘古之名山,《尚书·禹贡》与西倾、鸟鼠、太华连比而书，“禹敷水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曾历“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汉书·地理志·冀》注：“《禹贡》朱圉山在县南。”《水经注》：“朱圉山有石鼓，不击自鸣，鸣则兵起。”《太平寰宇记》：“朱圉山一名白岩山。”《明一统志》：“朱圉山在伏羌县南三十里。”《禹贡锥指》：“在今伏羌县南三十里，山色带赤。”由此可见，朱圉山历代有记。朱圉山为秦岭支脉，层峦叠嶂，连峰耸峙，连绵于县西南者，皆可称为朱圉山。朱圉山极峰为石鼓，其脉北过艾家川，又拔地亘为十八盘，至古坡头分东、西、中三梁，蜿蜒北衍，绵亘渭南。西梁北尽处为天马山，中岭北尽处为旗鼓山，东岭北尽处为天门山。三岭呈叶状伸延，四通八达，磅礴于百里之间，岗峦纵横，群峰峻秀，随地异名。主要山峰有石鼓山、碧云山、飞来山、龙台山、乌龙山、灵凤山、见龙山、无畏山、崎峪山、华盖寺山、天门山、旗鼓山、大像山、天马山、显龙山、雪岩山、石门山、凤台山、石臼山、挂剑山、六棱山、兴国山、鼍山等。
“圉”为马场之意。朱圉山有景墩梁，亦称九墩梁，今尚有九墩牧场，养马历史十分悠久，《甘谷县志》载：“县南景墩梁，曾为非子牧马之地。”非子为秦先祖，为周孝王牧马，“马蕃息，乃封非子于秦，为周附庸。”整个朱圉山，牧草丰美，极宜畜牧。
二○○八年七月入藏清华大学的战国竹简，性质主要是经、史一类书籍。其中有一种保存良好的史书，暂题为《系年》，一共有一百三十八支简，分成二十三章，记述了从周武王伐纣一直到战国前期的史事，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在整理过程中发现，《系年》有许多可以补充或者修正传世史籍的地方，有时确应称为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关于秦人始源的记载，就是其中之一。
由《系年》简文知道,商朝覆灭之后,飞廉由商都向东,逃奔商奄。奄国等嬴姓东方国族的反周,飞廉肯定起了促动的作用。乱事失败以后,周朝将周公长子伯禽封到原来奄国的地方,建立鲁国,统治“商奄之民”,同时据《尚书序》讲,把奄君迁往蒲姑,估计是看管起来。但在《系年》发现以前,没有人晓得,还有“商奄之民”被周人强迫西迁,而这些"商奄之民"正是秦的先人,这真是令人惊异的事。
秦国先人“商奄之民”在周成王时西迁,性质用后世的话说便是谪戍。其所以把他们遣送到西方,无疑也和飞廉一家有关,因为飞廉的父亲中谲正有为商朝"在西戎,保西垂"的经历,并且与戎人有一定的姻亲关系。中谲、飞廉一家,本来也是自东方出身的。周朝命令“商奄之民”远赴西方御戎,完全不是偶然的决定。
《系年》的记载还有一点十分重要,就是明确指出周成王把商奄之民西迁到“邾虎（虎字下去几加壬）”这个地方,这也就是秦人最早居住的地方。“虎（虎字下去几加壬）”在战国楚文字中常通读为“吾”,因此“邾虎（虎字下去几加壬）”即是《尚书·禹贡》雍州的“朱圉”,《汉书·地理志》天水郡冀县的“朱圄”,在冀县南梧中聚,圉、圄、梧以音通假，其地可确定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
“圉”是一个会意字。甲骨文的“圉”字，是在“口”形之中有一“幸”字或“执”字，恰似戴有刑具的俘虏在地穴中被拘禁的图像。《说文》：“圉，囹圄，所以拘罪人。”由此可知，“圉”的本意为牢狱。甲骨卜辞中的“执于圉”，即拘押在地牢中。又引申为一般意义上的拘禁，《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圉人归，以告夫人。”“圉人”即被拘禁的人。引申后，又指养马的地方，《左传·襄公十四年》：“将圉马于成。”“圉”在表示牢狱之义时与“圄”通用，“囹圄”也可写作“囹圉”。
不管是先有“邾虎（虎字下去几加壬）”这个地方，后有“商奄之民”迁徙于此，还是先有“商奄之民”迁徙于此，后有“邾虎（虎字下去几加壬）”这个地方，反正，这是一个非常奇特，又非常巧合的现象，因为“圉”的两个义项都符合这儿的情况。从古至今，朱圉山一带就是一个牧草丰美的养马之地，而“商奄之民”于此生息，最先的身份便是“圉人”。朱圉山这座古代名山，隐藏了太多的秦先人之迷，朱圉山，已经成为一把打开秦人先祖活动历史的钥匙。
这一发现对甘谷的价值非同小可，对甘谷为“华夏第一县”具有重要的佐证作用，对研究甘谷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于秦人先祖的发祥地,史学界先前较为一致的结论是“西垂”,主要根据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秦本纪》和《史记·始皇本纪》载:“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其后世有“大费”,大费“其玄孙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其后世有“大骆”者,“其族居犬丘”。大骆之子“非子居犬丘”。非子之后裔秦仲,西周宣王时为“大夫”,“死于戎”。秦仲之子“庄公”,周宣王命其征伐西戎,有功，“为西垂大夫”“居故西犬丘”。其子“襄公”因护驾周平王东迁有功,封爵为诸侯,“居西垂”，卒后“葬西垂”。其子文公继位,“居西垂宫”,卒后“葬西垂”。
这里,有必要对“西垂”这一历史地理概念作正确界定和解读。“西垂”它所蕴含的义项有二:一是古地区名,即是殷周时期对约今甘肃省东南部一带地域的泛称,如上文中的“保西垂”、“西垂大夫”等之“西垂”即属于此义项界定；二是古邑名,是具体地方的确指,如上文中的“居西垂宫”、“葬西垂”等之“西垂”当属此义项所指。至于“犬丘”,“西犬丘”其实指为一,皆是“西犬丘”,其地望当为秦之后的西县,故址当在天水西南一百二十里处,汉唐以来,历代地理志书均主此说。但是,秦人具体的发祥地究竟何处，依然是历史的谜团。
上世纪晚期,由于陇南地区礼县大堡子山秦人先祖陵墓遗址的发现,对于“西垂宫”、“西犬丘”、“西县”等历史地理的探索和认定,无疑有了重大的突破。一些学者明确指出,其地望当在今陇南地区礼县、西和两县交界处,进而指出,当在两县之永兴、长道两镇附近。继而,有学者指出该地即是秦人最早的发祥地。
细加辩析可看出，上述地方仅是“西垂”这一历史地理域名的第二义项,即具体的邑落殿堂墓葬所在的确指地,未能有一手资料证明这里是秦人来西垂后的始居之地,因为,该处陵墓所葬秦人先祖为谁?因遗址盗掘破坏,至今未能坐实。据传世的文献资料推测,有可能是秦人庄公、襄公等先祖的陵寝。疑问在于,从时间上考察,此二公要比当初入主西垂的其先祖晚约近十代,靠后数百年!那么,此前数世的秦人先祖活动、归宿于何处呢?因此,在该遗址得出确切断代结论之前,要泛泛地说是秦人早期发祥地之一犹可,而要说是秦人最早的发祥地,便有证据欠足之嫌,其惟一性更是有待商榷!
2008年8月,清华大学从香港购得两千五百余枚竹简入藏。该校随即成立了以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领衔的“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着手对这批竹简的保护和整理、研究,并会同域内外文物机构和名校专家学者进行鉴定,确认其内容大多为世所未传的“经、史”类简书文献；其年代经科学检测,断代为相当于战国中期偏晚,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经过整理研究,该中心于2010年12月发表了第一辑整理报告,内容为《尹诰》、《金縢》等九篇经书类文献,重现了战国时期《尚书》等文献一些篇章的原貌。继而,该中心又于2011年12月发表了整理报告《系年》。该《系年》是一种编年体的断代史书,共由23章组成,概述了从西周初年至战国初期的历史,重现和还原了我国古代史上一些迷雾重重的历史真相,其价值极为珍贵!
清华简《系年》为人们认识秦人早期的发展历史提供了世所未见的宝贵历史资料,诸如困扰学界的秦人始源问题、秦人发祥地问题等等,据《系年》均可得出明确的解读和结论。清华学者刘国忠先生《清华简与古代文史研究》一文有这样一段表述:“根据清华简《系年》第三章记载,周武王死后,出现三监之乱,周成王伐商邑平叛,原先商朝重臣的飞廉(秦人先祖)东逃到商奄(今山东曲阜一带),于是成王东征,杀死飞廉,并将一部分‘商奄移民’强迫西迁,其做法类似后代的谪戍。这些西迁的‘商奄之民’被发配到朱圉山(在今甘肃省甘谷县)一带,抵御戎人,而这些西迁的商奄之民正是秦的先人”。以上介绍的《系年》这段记载,对于秦人先 祖大迁移的缘由去地,已经表述得清晰明确,据此,我们可以对秦人早期的一些历史状况作出如下的判断、认定和结论。
首先,《系年》与《史记》所载略有歧义。《史记》所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系年》则为飞廉之商奄遗民。史载飞廉实为中潏之子。到达戍守之地,《史记》为泛指的“西垂”地区,而《系年》即为确指的朱圉山一带具体地方。但是,清华简《系年》约成书于楚肃王时(前380年--前370年),相较西汉武帝时成书的《史记》要早二百多年,显然在时断上要靠近所述载的“历史标的”,为迄今面世的原始资料。根据历史研究中资料“取近”的原则,当有充分理由对《系年》记载的秦人先祖的史料予以认定和采信!
其次,据清华简《系年》明确指出,飞廉之“商奄遗民”的谪戍地就是朱圉山一带。朱圉,一作朱圄,其地望当是今天水甘谷西南的朱圉山。自汉以来典籍,诸如班固《汉书·地理志》、郦道元《水经注》、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均持此说,故无须赘论。这些商奄遗民正是秦人的先祖。而这些秦人先祖来到陇原大地后的第一落脚点,就是天水甘谷的朱圉山。这些秦人先祖,以戴罪之身,肩负周王室抵御西戎的使命,以朱圉为根据地,筚路褴褛,不断开拓,历经数代,方才扩展了地域,于是乎形成了初具规模的“西犬丘”、“西垂宫”等邑落殿堂,也才留下了礼县大堡子山秦人先祖陵墓遗址。
检阅历史,秦人先祖戍守朱圉,抵御西戎经营西垂的历史,是一段时空跨度漫长的极为惨烈的历史。其约公元前十二世纪“商奄遗民”谪守朱圉伊始,历经十数代、约五百余年与戎人腥风血雨的争斗,期间胜败更迭,占地数易其手,几出几进,直至秦武公十年(前688年)灭邽、冀戎,设立县制,以及后来的秦穆公“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西垂这一片戎人地域才基本纳入了秦人统辖范围,求得较长期的稳定。
对于秦人来说,取得经营西垂的成功,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一方面经过与戎人漫长岁月的争斗,铸就了秦人彪悍尚武、逆境求生、志大进取的民风；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以朱圉为起始点,继而掌控西垂,弭患后顾,放手东进,经营关中,秦人于是进入了渐次的强盛期,从而,肇启了后世秦人觊觎六国,逐鹿中原,终于建立强秦帝国的宏伟大业。
综如上述,天水甘谷朱圉山是秦人先祖谪戍陇原大地的首站落脚点,可谓“最早”,又是秦人先祖立足于此,崛起腾飞,终成大业的起始点,是谓“发祥”,是地地道道的原始创业之地。显然,认定天水甘谷朱圉是秦人最早的发祥之地,当是名至实归!
秦人战车
春秋早期，秦人在中国西部不断壮大，当时秦人使用的战车什么样，文献记载很少，成功发掘的考古资料也不多。甘肃省甘谷县新出土的一辆秦人战车，再现了两千多年前秦人出征时的威武雄姿。
这辆战车是甘谷县毛家坪遗址2012年考古发掘取得的新成果之一。从考古现场看，战车的车厢、车轮、车辕、车轭等构件都保存得比较完整，驾车两匹骏马的骨架也清晰可见，两马中间，还摆放着一件长约3米的长矛。
甘谷县毛家坪遗址考古是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国家博物馆等五家单位在甘肃联合进行的《秦早期都城和陵墓调查发掘项目》的组成部分。
甘谷县毛家坪遗址考古发掘领队、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梁云介绍说，这辆战车是甘谷县毛家坪遗址K1002车马坑出土的，作为陪葬之用。由于历史久远，战车的木胎已经完全腐朽，考古人员通过向缝隙内慢慢注入石膏，等其固化后，才一点点清理出来。从用途看，除了作战外，这辆战车还可能是日常交通工具。
根据出土车马的特点并结合同一区域墓葬形制、出土文物等，梁云推断，这一战车的时间约为春秋早期，距今2700年至2600年，为研究秦早期的作战车马及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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